唐太宗有句名言，叫作“为人君者，驱驾英才，推心待士”。“驱驾英才”,是唐太宗用人政策又一成功的经验。

其一， “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是唐太宗扩大用人范围的思想基础。为了广开才路，他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

士庶并举。君主选用士族地主，魏晋以来殊为多见，甚至形成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以致成为禁锢人才发掘的一项弊政。唐太宗力拯前朝用人之失，匡正为得，把眼光转向广大的庶族地主，同时也不放过有才能的士族地主，采取了士庶并举的方针。

如他早在藩府时，就注意物色有才能的庶族地主房玄龄、张亮、侯君集等人；同时也信用土族地主高士廉、长孙无忌、杜如晦等人。即位后，罗致士庶地主的条件更为优越了：王珪、韦挺；魏徵、马周均是他们的杰出代表。此外，唐太宗还扩科举制，让更多有才能的庶族地主进入仕途，同时也不排斥使用有才能的士族地主，包括山东士族地主。如崔敦礼源出博陵崔氏第二房， “世为山东著姓”,唐太宗按才频加超擢，由左卫郎将、中书舍人、兵部侍郎、灵州都督直至兵部尚书。

由于他“深悉蕃情，凡所奏请，事多允会。”卢承庆源出范阳卢氏，父、祖均任隋官，本人参与晋阳首义，贞观中任民部侍郎与兵部侍郎并兼选举，承庆自辞“越局”。太宗不允，曰： “朕今信卿，卿何不自信也。”李玄道源出后魏陇西李宝家族，后“世居郑州”, “遂为山东冠族”,贞观年间擢为常州刺史， “在职常简，百姓安之，太宗下诏褒美。”以上说明，唐太宗是既选用庶族地主，也选用士族地主的。

其二，官民同申。帝王从宫中选官，并不罕见，但把网罗人才转向民间，则为数不多，唐太宗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贞观三年四月，他下诏说： “白屋之内，闾阎之人，但有文武才能，灼然可取；或言行忠谨，堪理时务，亦录名状与官人同中。”马周的选拔虽非官府从民间录状而进，但他是唐太宗从布衣中超擢的奇士。贞观三年，唐太宗鼓励百官上书直言政事得失，中郎将常何不善文墨，乃请家客马周代草奏事二余条，常何上奏后，竟条条默合旨意。太宗感到蹊跷，因常何乃一介武夫、不通文墨，何至神来之笔及如许卓识，遂追问原委，常何据实相告。太宗感到这是一个才士，随即宣旨召见，虚怀以待，当马周迟迟未至时，他又“四度遣使催促”,显示了他对这个素未谋面的落魄文人是何等的思贤若渴。接见交谈后，深为满意，马上授官门下省，最后累官至中书令。马周的发迹可谓奇矣，他既无裙带关系可资攀附，又无资荫关系可籍恩赐，全由唐太宗求贤心切，慧眼识英，才发现了一代奇才。若无太宗自任伯乐，像马周这匹良骥也就湮没无闻。有学者对此议论道： “周之于太宗，顾不异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对朝，明习宪章者，非王佐才，畴以及兹?”粗粗一看，似乎马周的发迹显得奇特、偶然，然而仔细推敲，由于他有“王佐”之才，适逢“驱驾英才”的唐太宗，故马周由“一介草茅”而一鸣惊人有其必然性。

其三，新故同进。帝王使用故旧，不足为奇，能兼而信用新进则为数不多。唐太宗信用新进才士不亚于心腹故旧，尤其难能可贵，其中被历代史家传为美谈的是用“昔仇”魏徵。魏徵早年落魄，隋末风云变幻，曾数易其主，后为建成收用，献过早除秦王的秘策。玄武门之变，魏徵成为阶下之囚。唐太宗慕其出众的才华，不报私怨，出以公心，从治国的大局出发，反而日渐亲重，初授谏议大夫，后擢侍中，不到七年时间，魏徵由仇虏而位极人臣，如此落落大度，在封建帝王中是极为罕见的。唐太宗对魏徵的信任不亚于房、杜，不时召入寝宫卧室，清教治国方略。

魏徵也不负太宗厚望，频加忠谏，劝以从善，不许为非，治国才华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唐太宗赞扬魏徵“随日寸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镜鉴形，美恶必见”。贞观六年，唐太宗举行赏月夜宴，乘酒意酣畅，面对群臣得意扬扬地说： “我能弃怨用才，无羞古人。”

“用人但问堪否?岂以新旧异情?”这是唐太宗广开才路的经验之谈。他即位之初，使用了一批秦府有才能的故旧，但并不授职其中的庸才低能者。有人建议对这些故旧也一概授予武职，宿卫宫廷。

唐太宗反对说： “朕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一物，唯有才行是任，岂以新旧为差。”排除此中溢美之词的渲染，仍可窥见他不以新旧画线，唯才德是举的用人思想。这些故旧碰壁之后，并没有学得聪明起来，反而满腹牢骚，口出怨言。

唐太宗并不迁就，而是晓之以理： “今所以择贤才者，盖为求安百姓也。用人但问堪否，岂以新旧异情，才若不堪，亦岂以旧人而先用?今不论其能不能，而直言其嗟怨，岂是至公之道耶?"宋代有的学者对唐太宗新故同进的成功经验，大加赞扬道： “其先后新故之不同，亦已甚矣。太宗并举而大用之，以究尽其才。而诸公亦展布四体以自效，不复知先后新故之为嫌也。”不以“先后新故”画线而禁锢人才，而是德才并举，新故同进，这确是唐太宗广开才路的一条成功经验。

其四，汉夷并用。古来帝王无不重汉轻夷，唐太宗则针砭古人皆贵中华的偏向，匡正为不贱夷狄的民族政策。虽然唐太宗没有放弃大汉族主义，但他不甚歧视夷族还是堪称帝范的。史实证明，他对汉族名将的信用不乏其例，难得的是他对夷族名将亦倾心信用。他根据夷将的功勋与智勇，分任朝廷高级将领与地方的都督之职，经常带兵出征或宿卫。如突厥族的阿史那社尔“以智勇闻”,深为太宗器重，贞观十四年，出征高昌，太宗以他为“交河道行军总管，战毕，美其廉”。

阿史那忠， “所历皆以清谨见称，时人比之金日碑”。铁勒族酋长契芯何力内附后，太宗授职左领军将军。贞观九年平吐谷浑，唐军汉将被围，“何力驰壮骑，冒围奋击，虏披靡去”,太宗擢为北门宿卫。以上说明，唐太宗对夷族将领的使用，同汉族将领一样是任人唯贤的，这是唐太宗广开才路的又一成功经验。

唐太宗从以上四方面广开才路，罗致了不少人才，形成了“唐初，贤人在位众多”的局面，贞观一代，可谓人才辈出。图画于凌烟阁的二十四位功臣，就是佼佼者，他们是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魏徵、尉迟敬德、李孝恭、高士廉、李靖、萧璃、段志玄，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谨、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李劫、秦叔宝等人。此外，有著名的文学之土，如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颜师古等人；有卓越的书法家和画家，如欧阳询、褚遂良、阎立德、阎立本等人；还有杰出的少数民族将领，如阿史那社尔、契芯何力、执失思力等人。这些谋臣猛将、文人学士都在“贞观之治”中贡献了自己的才干智勇，是唐太宗广开才路得以收效的生动体现。

唐太宗广开才路罗致了大量的谋臣猛将之后，面临着如何驱驾的问题，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点成功的做法。

其一，用人不疑。唐太宗对亲者遭谗，不信谗言。贞观十七年，萧瑀以己不受重用，嫉忌房玄龄，妄言房玄龄“朋党比周，无至心奉上”,还进而谗毁“此辈相与执权，有同胶漆，陛下不细谙知，但未反耳。”唐太宗严厉驳斥了萧璃的诽谤。

唐太宗对任用的疏者、甚至“昔仇”也“洞然不疑”。武德年间，他收降刘武周大将尉迟敬德不久，敬德手下的两个将领叛逃了。有人猜测敬德必叛，不经请示，囚于军中，力劝秦王赶快杀掉。他非但不杀，反而把敬德放了，并且召入卧室，温语相慰，使之宽心，临别还赠送金宝。敬德被他的赤诚相待感动至深，发誓“以身图报”,后来，果然为李唐王朝打天下、为秦王夺位立下汗马功劳。

其二，委任责成。唐太宗即位之初，仰慕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的贤名，亲自召见，问以治道。张玄素建议唐太宗“谨择群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败以施刑赏，何忧不治。”张玄素建议的重点是“分任以事”,即在知人的基础上，舍短取长，各司其职，君主不必事事插手，只要在上督察官员是否称职，赏罚分明，就能治理天下。唐太宗十分赞赏他的建议，随即付诸实施。

贞观四年，他对大臣说： “朕方选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委任责成，备尽其用，庶几于理也。”实践他“委任责成”的重大举措是改革中书省与门下省的封、驳制度，使宰相及其属员有职有权，各谋其政，以便收到互相监督、反复诘难、务使政事便于施行的效果，目的是调动官员的办事责任感。

其三，未尝黜责。一般地说，历代帝王在创业阶段信用功臣，是不足为奇的；在守成时期不忌功臣，殊不多见。难能可贵的是唐太宗在守成阶段也能保全动臣。鉴于历史的教训，唐太宗强调指出： “朕览汉史，见汉祖功臣获全者少，意常尤人。及居大位以来，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孙无绝。”为此，唐太宗于贞观十一年特颁诏令，对“义深舟楫”“谋定帷幄”“身摧行阵”的“佐命功臣”,由于他们昔日同舟共济、共创基业的功劳，表明了自己“何日忘之”的心意。

贞观十七年二月，唐太宗诏命画家图形二十四位功臣于凌烟阁，阁内中隔三层，由内而外，分别为功高宰辅、劳重侯王、大小功臣。唐太宗在图像的诏书中说： “自古皇王，褒崇勋德，既勒铭于钟鼎，又图形于丹青，是以甘露良佐，麟阁著其美；建武功臣，云台纪其迹。”他缅怀故实，追踪前史，仿照汉武、光武画像功臣的史迹，遂有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写真。晚年，唐太宗总结自己不枉杀人时说： “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对照唐太宗处世行事，基本相符，在二十四位功臣中，除了张亮、侯君集涉及“谋反”被诛外，其他功臣皆得善终。

其四，不受谗言。不为群小之辈所谗，这是唐太宗保证“广任贤良”的重要措施。唐初政治清明，并无朋党之争，但也间有群小之徒，利用广开言路之机，诽谤君子，谗害贤臣。唐太宗深知，善恶、忠奸如冰炭之不可同器，近君子必远小人；反之，近小人必远君子。

晚年，他在《金镜》里总结了君所好，臣必趋之的历史经验： “予思三代以来，君好仁，人必从之。在上留心台榭，奇巧之人必至。塞切直之路，为忠者必少；开谄谀之道，为佞者必多。”为了防佞杜谗，决定对诽谤、诬陷者“以谗人之罪罪之”。例如，贞观三年，监察御史陈师合上《拔士论》, “毁谤”房玄龄、杜如晦“思虑有限”,想排斥房、杜的宰相职位。

唐太宗与房、杜相处颇长，对他们的为人与才能了如指掌。贞观前，他们运筹帷幄；贞观初，他们施展宏才，均力能胜任，从而识破了陈师合的弹劾是“妄事毁谤”,于是对陈师合采取法律制裁， “流于岭外”。从而维护了房、杜的声誉，使真正的贤土良才安心任事，充分发挥其治国的才华。

以上四个措施，是唐太宗驭臣的成功经验，它有效地调动了大臣办事的主观能动性，大臣们除“尽其才”之外，还提高了办事效率。贞观十一年，刘泊上疏赞扬贞观初戴胄、魏徵于尚书省任内的办事效率说：贞观之初，未有令、仆，于时省务繁杂，倍多于今。而左丞戴胄，右丞魏徵，并晓达吏方，质性平直，事应弹举，无所回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肃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

尚书省为全国最高行政机关，下辖六部，政务繁忙可想而知，当时不置尚书令，连左、右仆射也暂缺，全国公文及职事仅由戴、魏两人处理，他俩碰到棘手问题并不绕道走，其办事效率之高自不待言；而且还带动了一批，所谓“百司匪懈”,即指在戴胄、魏徵的影响下，尚书省各所属机构的官员也勤于职守，效率也高。

办事效率高，意味着少数精干的官员，可以办大量的公事，这就为唐太宗精简机构、裁减冗官创造了条件。贞观元年，中央职官二千余人，命房玄龄裁减，仅留用六百四十三人。

鉴于武德年间州县数多， “民少吏多，思革其弊”,命所司“大加并省”,为精减地方官员做了准备。唐太宗对机构的改革，是建立在“官在得人，不在员多”,即少而精的认识基础上的，也就是讲究办事效率的水准上的，这说明唐太宗对用人的数量与质量关系具有辩证思想。贞观中期以来，办事效率虽有下降趋势，但唐太宗能知过思改，遂有裁汰老弱、制定安置退休官员的举措。

如贞观十一年，刘泊上疏指出： “年老及耄，或积病智昏”的官员，如久在任所，必妨贤路。年老多病、精力衰退、智力低下的官员在位，既降低办事效率，又妨碍新进的引用。刘泊建议“既无益于时宜，当置之以闲逸”,是不无道理的；他还主张皇亲勋臣不宜于官者，应“优其礼秩”,即在政治待遇与生活待遇从优的前提下，让其退处林野。这些建议都带有妥善安置退休官员的含义， “寻以泊为尚书左丞”,表明太宗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予以贯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