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帝王，唐太宗当然过着封建特权式的宫廷生活，皇后虽只一个，妃嫔则为数甚多，史书记载生过儿子的后妃宫人就有长孙皇后、杨妃(隋炀帝女)、阴妃、韦妃、杨妃、杨氏、王氏与燕妃等人。此外，还有不育的妃嫔，加在一起，可说妻妾成群。在个人爱好方面，唐太宗具有广泛的兴趣，是个武则擅长弓马、文则喜爱诗书的多才多艺的君主。

唐太宗在建立功业的过程中，得力于长孙皇后的配合与协助。长孙皇后是个有见解、识大体的女性，与唐太宗政治思想十分合拍，是太宗的贤内助。晚年又有贤妃徐氏，也得到太宗的器重。

长孙皇后是在唐太宗即位初封的。在太宗施政前十年， “常与后论及赏罚之事”。国之赏罚，事关大局，唐太宗将国家大事与她商讨，说明赏识皇后的政治素养与才干。长孙皇后并不恃才骄人，素以女流之辈自谦，语以“岂敢豫闻政事”而退让；经唐太宗再三坚持，她才勉从君命。

长孙皇后最突出的政治见解是防范外戚专权。胞兄长孙无忌与唐太宗起事前有“布衣之交”,后又以玄武门夺嫡之功，位列“佐命元勋”,唐太宗对之信任备至， “委以腹心”、引入卧内。长孙皇后对此殊遇惴惴不安，多次向唐太宗表明心迹： “妾既托身紫宫，尊贵已极，实不愿兄弟子女布列朝廷。汉之吕、霍，可为切骨之戒，特愿圣朝勿以妾兄为宰执。”她还担心唐太宗不应允其请， “又密遣无忌苦求逊职”。唐太宗曾一度应充，后又依据功勋与才干仍授无忌宰相之职。

长孙皇后生前力避裙带之嫌，难得的是临终还念念不忘：又妾之本幸缘姻戚，既非德举，易履危机，其保全永久，慎勿处之权要。历史上的后妃得宠时，依凭裙事风加重本家族父兄的权势是不乏其例的。长孙皇后以汉代诸吕与霍氏专权专导致乱政而身败名裂，作为“切骨之戒”,不失远见卓识。

为了防止外戚干政，必须制止后妃与其父兄的政治勾结，挫其权势。长孙皇后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曾撰文对东明帝马皇后不能抑退外戚专权进行非议。马皇后德行、人品均称东汉一代后妃中的佼佼者，她知书、达礼、孝亲、事君、节俭、言政多与长孙皇后相似，史称贤后，汉章即位尊为皇太后，还晋封马太后的三个兄长为列侯，马太后虽对其姻戚“车如流水，马如游龙”的权势排场如以训诫，然而最终仍同意家兄接受封爵、参与政事。为此，长孙皇后著文论驳汉明德马皇后，以为不能抑退外戚，令其当朝贵盛。乃戒其车水马龙，此乃开其祸源而防其未事耳。她认为，皇后的外家贵盛是乱政的祸源，总结了东汉外戚专权的历史教训，要以之自勉。贞观之治的政治特点是没有出现外戚干政的局面，可以说是与长孙皇后的远见卓识有关。

作为皇后，具有位居宫廷妃嫔之上的大权，然而长孙皇后并不恃权骄人，母仪宫廷、妥善处置。例如，对宫人义存体恤。宫人平时做宫内杂役，贱如奴隶。唐太宗有时易动肝火，往往以非罪迁怒宫人。长孙皇后在唐太宗盛怒之下，只得顺他的性子，不过提出了让她究治的要求，宫人到她的手里，只拘留不搞刑讯。等待唐太宗余怒尽息，慢慢为她们申诉冤屈，得以宽免，由是宫闱之中，刑无枉滥。又如对非亲生子女与亲手子女一视同仁。

唐太宗有一女儿名叫豫章公主，不幸早年丧母，长孙皇后以亲母相待，“收养之，慈爱逾于所生”。她对亲生儿子，不加溺爱，经常教育，训以“谦俭”之道，嫡长子李承乾贵为太子，常感“器用”不足，通过乳母请求增加，她不允所请，认为“为太子，患在德不立，名不扬，何患无器用邪!”再如长孙皇后对患病的妃嫔极为温存、体贴，也被宫中传为美谈。妃嫔以下有疾，后亲抚视，辍己之药膳以资之，宫中无不爱戴。从而改变了武德年间宫廷混乱、妃嫔倾轧的靡烂之风，这也体现了她的政治才干。

在宗教观方面，长孙皇后与唐太宗一样是个不崇奉佛教的政治家。贞观八年，皇后随唐太宗闲住九成宫时身患重病，御医遍诊，药物治尽，病体不见好转。太子承乾入侍母后，建议祈求佛祐“请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福助。”皇后耐心解释： “若修福可延，吾素非所恶，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点出了修行佛事并无灵验的教训，说明她没有沾染上当时朝野上下迷信佛教因果报应的陋习，是难能可贵的。至于承乾建议“奏赦囚待”,是因人为法的破坏法制的行为，长孙皇后反对废弃的法律进行修善，指出“赦者国之大事，岂以吾一妇人而乱天下法?”尽管大臣一再请求，唐太宗也允大臣所请，但她坚持不弃国法。

长孙皇后不迷信思想的另一表现是崇尚薄葬。如她临终时的遗言说：“妾生既无益于时，今死不可厚费。且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见。自古圣贤，皆崇俭薄，惟无道之世，大起山陵，劳费天下，为有识者笑。但请因山而葬，不须起坟，无用棺椁，所须器服，俭薄送终，则是不忘妾也。”当时上自勋戚下至士庶风行厚葬，破费资财，伤风败俗，且有逾越葬礼等级者。唐太宗为此曾颁布诏令严格加以制止，长孙皇后亲自作出表率，唐太宗基本照办， “因九峻山为陵，凿石之工，才百余人，数十日而毕，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这是对当时厚葬歪风的惩革。

长孙皇后协助唐太宗创立“贞观之治”,有开创之功。可惜她享年不永，于贞观十年六月与世长辞，年仅三十六岁，十一月葬于昭陵。肃宗上元元年，被尊为文德顺圣皇后。

长孙皇后毕竟是封建时代后妃的楷模，她的贤惠，当然不会超出这个限度。在她生前曾编纂历史上妇女“得失事为《女则》三十卷”,作为效法古贤砥励自己的借鉴。当时她自谦编撰缺乏条贯，不愿出示。直至她去世，宫内尚仪局司籍官员才进呈御前，唐太宗阅后不胜感慨，把书宣示大臣说：“皇后此书，足以垂范后世。”并由此浮想联翩，感到心酸，若有所失地道： “不复闻规谏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怀耳!”

唐太宗的贤妃徐氏，名惠，从小聪明好学，四岁能口诵《论语》《毛诗》,八岁能做一手好文。此后“遍涉经史，手不释卷”。唐太宗喜她知书善文，纳为才人，欣赏她“挥翰立成，词华绮赡”的才学，很快晋位婕妤，再迁充容。

贞观晚年，唐太宗频繁发动战争，不免重役于民。她于贞观二十二年上疏进谏，指出近年以来， “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警告唐太宗“人劳乃易乱之源”,希望他“减行役之烦，增湛露之惠。"这篇近千字的疏文写得结构严谨，声情并茂，论据充实，真切感人。《旧唐书》本传全文照录，绝非偶然。自从魏徵死后，贞观晚年中直谏大臣就数马周、褚遂良最为突出了。然观史籍，马周、褚遂良忙于辅佐李治，超擢宰相后，政治地位的骤变，直谏之举也不如前。相形之下，作为宫内的嫔妃能关心政事，骨鲠上疏，可见其难能可贵了。故深得唐太宗的赞赏： “善其言，优赐甚厚。”

唐太宗也与历代封建帝王一样，广占众媛，这是君权、夫权压迫的反映，对此，不能苛责唐太宗。然而，他的行为也有不够检点之处，以致被后世史家讥议。如他与裴寂合谋，安排晋阳宫女私侍高祖；诛元吉，纳其妃为己妃。

可有学者认为唐朝源于夷狄，宫闱之事必受影响。从政治来看，李渊祖父李虎为西魏柱国，曾被鲜卑拓跋氏赐姓“大野氏”。李渊父亲李晒，仕鲜卑族宇文氏的北周为官；李渊仕鲜卑化的汉人杨隋政权为官。父祖几辈与鲜卑的政治渊源不可能对唐太宗没有影响。

从地域来看，李唐发家陇西，陇西从秦、汉以来一直是胡、汉杂居地带，特别是北朝时期，随着民族融合的发展，风俗习惯互相影响，既有鲜卑人的汉化，也有汉人的鲜卑化。

从婚姻来看，北朝以来，陇西李氏世为贵族，多与鲜卑上层联姻。如高祖母为独孤氏，太宗母为窦氏、即鲜卑贵族纥豆陵氏，高宗母为长孙氏，都是汉化的鲜卑族姓。而鲜卑婚制在其未汉化以前是比较自由的： “以季春月大会饶乐水上，饮礁毕，然后配合。”

东汉时鲜卑人还停留在对偶婚阶段，魏晋南北朝时鲜卑族虽受到中原汉化的影响，然而对偶婚的残余仍然保留，这对陇西李氏不能没有影响。再者，唐初与突厥关系密切，李渊曾称臣于突厥，李世民与突厥可汗有结拜兄弟之盟，他或多或少地会受到突厥的“父兄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的婚俗影响。他纳弟妃为己妃，在鲜卑化的汉人或汉化的鲜卑人以及突厥人看来是正常的，然而在具有正统的儒家思想的汉人看来是粗野的，特别是强调封建伦理的宋代理学家看来，就会大惊小怪了。

其实，这种落后的婚俗反映到带有胡族血统与胡族气质的唐太宗父子身上，是不足为奇的。故“**”的指责不免夸大，顶多是行为不够检点。

不过，要指责的是他的选美。唐太宗逞其**威，一生中曾罗致了不少美女与才女。贞观十一年，武则天时年十四，上闻其美，召入后宫，为才人。才女徐惠比武则天约小三岁，估计于稍后入宫。甚至有的已有婚约的美女，也被强选。

贞观八年，唐太宗得悉隋代通事舍人郑仁基有一个“容色绝姝，当时莫及”的年轻美貌的女儿，动了占有之心，于是下诏礼聘郑女作为充华女官。魏徵闻讯郑女曾许配书生陆爽，如果强聘入宫，无异拆散郑女的美好姻缘。他乘册封使者未行之机马上进谏，具告原委。唐太宗得知，十分难堪，只得下诏自责，命令停发册使，收回成命。然而，房玄龄等大臣揣测唐太宗意犹未尽，于是上疏迎合，借口“大礼既行，不可中止”。

陆爽在官方压力下，只得违背心愿上表否认这个婚约。唐太宗固然又动起脑筋来了，他故意询问魏徵，陆爽为什么自言无有婚约?魏徵逆旨解释；“彼以为陛下外虽舍之，或阴加罪谴，故不得不然。”在魏徵的据理力争下，只得作罢。这说明唐太宗能虚心纳谏，比起隋炀帝来，不至在贪图女色方面走得过远。

唐太宗还接受了魏徵谏阻外来的女子。贞观五年十一月， “新罗献美女二人，魏徵以为不宜受。”其理由是： “蕃夷献女，诚不足怪，但今日受纳，实非其时，道路传闻，必生横议，若微亏圣德，悔不可追。”唐太宗高兴地遣还了新罗美女。唐太宗虽然多方罗致美貌淑女，然而在忠直大臣的劝导下，晚年也有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