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光绪帝“选”定后、妃的事情上，突出地反映了西太后的旨意，而且在光绪帝大婚、亲政的整个过程中，都无不体现了她的意志。对西太后来说，与其说为光绪帝筹备大婚、亲政，倒不如说是为她自己安排“退路”更为确切。当西太后心怀叵测、绞尽脑汁为光绪帝选定皇后的同时，她为了随后作出向光绪帝“归政”的姿态，不得不在表面上准备离开清宫。更主要的还是为了供其“养性怡情”、“以乐余年”,建立一个养尊处优的安乐窝和策划阴谋的新巢穴，则又不惜耗费巨资民力，指使其亲信主持修建顾和园。

颐和园，原名清漪园，位于北京西郊。康熙、乾隆时曾在那里建起一些殿宇，现在西太后决意要大兴土木进行扩充修建，并出自供其“顾养”身心之意，故改名为颐和园。

在一八八八年三月十三日(光绪14年2月初1日),以光绪帝的名义颁谕，借口准备“归政”为西太后扩建颐和园大加粉饰。

西太后大修颐和园的时候，恰在中法战争之后，清政府正筹建北洋海军，进行海防建设，“需款孔多”的紧急时刻。但她为了达到政治上的需要和满足个人的奢欲，竟然大肆挥霍国财民力。

据有的资料记载，西太后用于修建颐和园的费用，计约三千万两白银。就其搜罗款项的手段可谓无孔不入，从一八八九年(光绪15年)起，她就置国防建设于不顾，开始挪用巨额的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

此后，每当西太后的所谓“万寿”庆典将临之际，她都指令必须对颐和园修装一番，仅此一项即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为了给自己安排“退路”,这时的西太后真是费尽了心机。到了为光绪帝举行正式大婚典礼的前夕，即一八八九年一月二日(光绪14年12月初1日),又经其幕后策划，由礼亲王世铎等人出面，公布了一个经西太后降旨“如所议行”的大婚、“归政”后的清廷办事《条目》,其要点是：

临雍经筵典礼，御门办事，仍恭候特旨举行；一，中外臣工奏折，应恭书皇上圣鉴，至呈递请安折，仍应于皇太后、皇上前各递一份；各衙门引见人员，皇上阅看后，拟请仍照现章(即“训政”规章),于召见臣等时请(懿)旨遵行。

在这个《条目》当中，光绪帝似乎有了例如接受中外臣工奏折的一半权力。但综合起来看，这个办事《条目》还是坚持了清廷“诸大政，莫不禀承慈训，始见施行”的原则。

很清楚，在此之际，西太后授意公布这个办事《条目》,其目的无非是重申在光绪帝大婚、亲政后，仍要继续维持由她控制清廷大政的局面。

可见，在“权”的问题上，西太后是寸步不让的。

随后，作为光绪帝大婚典礼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一八八九年二月二十一日(光绪15年正月22日)到二月二十三日(正月24日),在这三天的时间里，西太后为了稳定其臣属和笼络人心，由她出名，连续颁发懿旨，对清廷的文武百官、疆臣大吏以及皇戚属员都大行奖赏，加官晋爵。甚至对那些驻京的外使们，也给予“表彰”,“设宴款待”。闹闹哄哄，弄得个乌烟瘴气。

西太后按照其预定的计划，到里外上下一切都布置妥当，便在这一片混浊的气氛之中迎来了光绪帝的大婚正典。

一八八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光绪15年正月26日),是他们选定的所谓“黄道吉日”,为光绪帝大婚典礼的正日。

这时，整个清宫里的人几乎倾巢而出，地方的督、抚们也都派来专使，带着“重礼”前来祝贺。经过一系列的祭祀，光绪帝及孝定皇后向西太后行礼，接着是光绪帝到太和殿接受文武百官的“贺礼”。就这样，他们又闹哄了两天，至次日(二月二十六日)“大婚礼成。”

各代封建王朝的皇帝大婚礼都十分豪奢，有人考察，在汉代有的皇帝纳后，仅聘金即达二万斤，可谓帝婚史上耗费之最。

至了清代，直止同治时，各皇帝的婚礼用费亦为可观，但唯独光绪帝之大婚为“最侈”。

有人据清宫的有关材料统计，在光绪帝大婚中，计用黄金四千一百二十六两九钱三分五厘；白银四百八十二万四千一百八十三两五钱九分二座一毫；制钱二千七百五十八串之多。

据翁同和的《日记》载，为光绪帝大婚提拨京饷银五百五十万两。仅从上述均不完全确切的数字看，光绪帝大婚的用费是极其惊人的。

光绪帝作为一个傀儡式的幼君，怎能在全国上下调拨如此之巨款，进行这样奢华的炫耀?柳诒徵在其《清德宗之大婚》一文中说，“以一人之婚媾，糜如此之巨款，其名以示帝室之尊荣，其实以饱私人之蠹蚀”,此话是有道理的。

他们所以这样做无疑是有显示“帝室之尊荣”的用意，但其实还是与西太后无度的奢欲紧密相关的。西太后在光绪帝大婚和随之而来的光绪帝亲政的问题上作了不少文章，进行了周严的部署和安排。为了满足其个人永无止境的享乐欲，她除了借口准备“归政”修建颐和园之外，还利用光绪帝大婚之机，为“增加其私蓄”下了黑手。

早在一八八七年六月五日(光绪13年闰4月14日),西太后在酝酿为光绪帝婚配的时候，她就迫不及待地指令内务府大臣，要为光绪帝的大婚“先期预备”,就着手筹措“经费”了。到当年七月十四日(光绪13年5月24日),西太后即明颁懿旨说：

皇帝大婚时所需款项，理宜预为筹备，著户部速拨银二百万两，解交大婚礼仪处敬谨恭办。

到了一八八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光绪14年正月17日),西太后又亲降懿旨，下令增拨大婚用款。

几条由西太后亲降懿旨，命为大婚拨款的公开记载，仅此计为五百万两，当然不是全数。

如前所说，是时正值耗费甚巨的抗法战争结束不久。接着，清政府以组建北洋海军为中心的海防建设正在进行之际，加上西太后扩建颐和园的挥霍，清政府的财政已十分吃紧。

特别是从一八八八年(光绪12年)以来，在直隶(今河北)、奉天(今辽宁)、山西、山东、河南以及江西、四川等辽阔的省区，连年遇旱、遭水、被雹造成严重的灾害，特别是连绵不断的洪水泛滥，已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无尽的苦难。

在奉天，由于河水泛滥，致使广大的“小民**析离居，深堪悯恻。”河南，亦因黄河不断决口造成一片汪洋，“当此奇灾荐至，民不聊生。”

山东一带同样由于连年水患，使无数的“贫民”也陷入“饥寒交迫”之中。

上述各省的情况如此，其他灾区的情形同样“实可伤惨”。

就是在这疮痍满目、广大人民深陷水火的凄惨情景中，西太后依然不顾人民的死活、又借口“大婚”连续向各省索取巨款。本来各地人民已处于极端窘境之中，可是各地方官为了“交差”,“即行催索”。从而，天灾人祸一齐加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头上。

就这样，西太后等人，把从人民当中吸吮来的无数血汗钱，通过其各级官吏之手，经“办事公所”这个孔道，流进了他们的私囊。这就是光绪帝大婚“最侈”的内幕。

总之，光绪帝的大婚期间，在清官可谓灯红酒绿，一片狂欢纵乐声，而且西太居等人又从中私吞了重金，但对国家和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说，这又是一场惨重的浩劫。

在光绪帝大婚后不到十天的一八八九年三月四日(光绪15年2月初3日),按照西太后既定的路数，在太和殿举行了所谓光绪帝正式“亲政”的典礼。

至此，由西太后一手导演的这出光绪帝“亲政”的闹剧，在幕前幕后，时断时续地搞了近三年，终算幕落收场了。

西太后的这种“归政”、光绪皇帝的如此“亲政”,犹如变“垂帘听政”为“训政”一样，无非都是形式上的变换而已。西太后“归政”之后，她在“表面上虽不预闻国政，实则未尝一日离去大权；身虽在颐和园，而精神实贯注于紫禁城也。”梁启超也指出，“皇上(光绪帝)虽有亲裁大政之名，而无其实，一切用人行政皆仍出西后之手。”

从此以后，光绪帝固然有了一定的“议政”权，“然朝中大事，帝与大臣皆知，必须(向西太后)禀白而后行。”

在清廷统治集团中，光绪帝照样没有独立的决策权。光绪帝依旧必须“每日至颐和园请安，”在精神上他也没有摆脱西太后的钳制。

另外在平时，西太后还通过她的心腹、党羽，在清宫严密地“监督皇帝之一举一动”。

总而言之，几年来，围绕光绪帝的亲政一事，西太后真是大展了她的拿手伎俩，变换了种种手法。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她的逻辑只有一条，那就是形式可以改变、清王朝的实权绝对不能放弃。

西太后的这种“归政”只不过是挂着羊头卖狗肉，换汤不换药的专权手法罢了。

对光绪帝来说，他在清王朝中的处境，当然也并未因此有了实质上的改变。实际上，光绪帝通过这样的“亲政”,却使他在清王朝中的傀儡地位更固定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