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文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以史为鉴。贞观年间的史书编纂，以史辅治，以汉文为师，以秦隋为诫，辨两晋之得失，考前朝之兴亡，无不循此而行。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他进步的历史观。

唐太宗有句名言，叫作“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这是他重视以史为鉴的经验总结。 “以古为镜”或者以史为鉴，就是吸取历史上封建王朝治乱兴亡的教训，检讨现实，对照自己，励精图治，共成政道。

贞观之治的重点在致治，致治的途径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这就涉及“治”与“史”的关系。“治”,立足于现实；“史”,着眼于过去，以史辅治，也就是以古鉴今。正如他在《帝范序》中指出的： “所以披镜前踪，博采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云尔。”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最重视以史为治的封建帝王之一。他喜欢议史、读史，并从中总结致治、知治的历史经验。

贞观初，太宗欲拨乱反正，使天下大治，于听政之暇，经常与群臣议论古今治乱兴亡。史学家李百药赞扬他“终及日昃，命才学之土，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贞观中，黄门侍郎刘泊称颂他“听朝之隙，引见群官，降以温颜，访以今古”。从这些字里行间，透露了唐太宗夜以继日地与大臣议史致治的热忱。

唐太宗又是个读史成癣的君主，他于理政之暇，或同大臣“共观经史”,或单独“披览忘倦，每达宵分”。他如此刻苦攻史，为了什么呢?请看他在《帝京篇》咏诗自陈： “披卷览前迹，抚躬寻既往”,表白自己从阅读的史籍中寻找治理天下的经验借鉴。如他看了三国史事，以诸葛亮的秉公赏罚为鉴说：“昔诸葛孔明，小国之相，犹曰： ‘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况我今理大国乎?”由此观之，魏徵赞扬他： “览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机。”并非溢美之词。对此，有学者曾深刻地指出：“读史者鉴之，可以知治，可以知德，可以知学矣。”并称赞贞观君臣“引古证今”“酌古鉴今，斯可久之良法与!"对唐太宗来说，最切实的读史借鉴莫过于历代帝王的嘉言懿行了。贞观初，他配合励精图治的需要，指示魏徵、虞世南、肖德言等人，删编《百代帝王所以兴衰者》节本。唐太宗读后嘉奖说： “使我稽古临时不惑者，公等力也!”及至贞观十四年，他对房玄龄说： “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瘴恶，足为将来规诫。”贞观中，他在《答魏徵上群书理要手诏》中说： “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贞观晚年，他在《金镜》里指出自己要做有道明君、不做无道暗主时说： “朕以万机暇日，游心前史。仰六代之高风，观百王之遗迹，兴亡之运，可得言矣。每至轩吴之无为，唐虞之至治，未尝不留连赞咏，不能已已。及于夏殷末世，秦汉暴君，使人懔懔然，兢惧如履朽薄然。”这就清楚地说明，总结历史经验，归根到底，是为了“贞观之治”。

由于唐太宗十分重视以史为鉴，所以贞观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修史盛况，成绩极为可观。贞观一代修成八部正史。这就是《北齐书》《周书》《染书》《陈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除南北史是李延寿父子私家独撰外，其余六部都是由唐太宗下诏集体官修的。

首先说五朝史的编纂。早在武德四年，李渊接受了令狐德菜提出的修撰梁、陈、齐、周、隋、魏六朝正史的建议，次年十二月，李渊下诏修史，任命中书令萧瑀等三人修魏史，侍中陈叔达等三人修周史，兼中书令封德彝等二人修隋史，大理卿崔善为等三人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等三人修齐史，秘书监窦班等三人修陈史。

六代史因种种原因，未能在武德年间完成，于是续修的责任落到了唐太宗的身上。 “贞观三年，太宗复敕修撰”,除《魏书》较为详备，遂不复修外，其余均加续修。太宗命礼部侍郎令狐德菜与秘书郎岑文本修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修齐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陈史，秘书监魏徵修隋史，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监诸史。他还亲自制定了有分有合的修史制度： “命学土分修，事具于上。”

《周书》主编令狐德菜是个“博涉文史”的史学家，他吸取了西魏史官柳纠所写的北周官史，和隋代牛弘追撰的《周纪》十八篇，又利用了唐初修史征集的家状作为补充，以牛史为蓝本，于贞观十年成书五十卷。

《北齐书》主编李百药是个“四海名流，莫不宗仰”的学者，他有家学渊源，其父李德林“在齐时预修国史创纪传书二十七卷，至开皇初奉诏续撰增多三十八篇以上”。在此基础上，他参考隋秘书监王劭编年体《齐志》十六卷，并“杂采它书，演为五十卷”,于贞观十年成书。

《梁书》《陈书》主编姚思廉有“命世”之史才，他继承梁代谢灵的《梁书》,陈代许亨的《梁史》以及顾野王的陈朝国史纪传、陆琼的《陈书》研究成果外，主要师承家父姚察在陈、隋之际两度编撰梁、陈史的遗稿，笔削成书， “加以新录，弥历九载，方始毕功。述为《梁书》五十六卷、《陈书》三十六卷。”

《隋书》主编魏徵有“良史”之称。其先虽有王劭的隋史十八卷及王胄的《大业起居注》,然而王劭缺乏体例，正如刘知幾所说： “至于编年纪传并阙其体”;而且王胄的起居注遭江都之变， “仍多散逸”。幸而唐距隋最近，事有所闻，可补遗缺。《隋书》纪传多出于中书侍郎颜师古、给事中孔颖达之手，颜、孔学贯古今，博通经中。所撰纪传，号为称职。魏徵“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所作《隋书》的序、论，针砭隋之存亡得失，多所深识。三人修撰纪传五十五卷，子贞观千年定稿。

房玄龄名义上是五朝史的总监，然而房任宰相，总司百揆，不容脱身。于是唐太宗任命魏徵为实际的总监， “上仍使秘书监魏徵总知其务。凡有赞论，征多预焉。”不仅《隋书》序、论出自魏徵手笔，他如齐、梁、陈的总论亦复如此。既任总监，就得预闻史事。由于“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魏徵为了解决史籍不足的欠缺，也很重视访求遗老的见闻。他数访年近百岁的老人， “话周、齐间事，历历如眼前”的孙思邈就是突出的例子。“初，魏徵等受诏惰齐、梁、陈、周、隋五代史，恐有遗漏，屡访之，思邈口以传授，有如目睹。”魏徵修撰《隋书》亦采此做法。

有一次，唐太宗问侍臣： “隋大业起居注，今有在者否?”魏徵答称：“在者极少。”太宗又问： “起居注者既无，何因今得成史。”魏徵说：“隋家旧史，遗落甚多，比其撰录，皆是采访，或是其子孙自通家传，参校，三人所传者，从二人为实。”魏徵以采访活史来补旧史的遗落，是别开生面的补救办法。又采集私人家传以充遗缺的官撰史书，亦不失为一种开拓史料的做法。魏徵的严谨史风是既重视又不轻信，对传闻之事不取孤证，必通过校订，凡有印证，始虑采用， “良史”之称，殆非虚语。

贞观十年正月，五朝史修成，由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侍中魏徵进呈御前，唐太宗下令嘉奖道： “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融朕怀，极可嘉尚。”魏徵以总监之功，赏赐特丰，加封光禄大夫，晋爵郑国公，赐物二千段。姚思廉赐采绢五百段，加通直散骑常侍。令狐德菜赐绢四百匹；李百药赐物四百段外，还擢散骑常侍，行太子左庶子。这是唐太宗对官修正史的鼓励。

兹后，唐太宗感到五朝史只有纪传、没有志这个缺陷，于贞观十五年又任命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人续修史志，终贞观之世，迄未完成。高宗永徽元年续修，命令狐德菜监修，三年改由长孙无忌监修，显庆元年书成，由长孙无忌进呈，共十志，三十卷，初名《五代史志》。 “其篇第虽编入《隋书》,其实别行，俗呼为《五代史志》”。由于史志内容偏重隋代典章制度，故当时也称“隋书十志。”后晋刘晌编《旧唐书·经籍志》已载《隋书》为八十五卷，可见，当唐太宗屏书刺史时《隋书》已包括十志在内。

其次，关于《晋书》的编撰。唐代以前的史家撰成晋史有二十多家，贞观年间，除沈约、郑忠、庾铣三家晋史已逸外，其余尚存十八家，然质量欠佳。唐太宗说： “十有八家，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事亏实录。”刘知幾也说： “制作虽多，未能尽善”。于是，唐太宗于贞观二十年闰二月工诏重修。指出他考辨史迹、通达书契的目的：朕拯溺师旋，省方礼毕，四海无事，百揆多闲，遂因暇日，详观典府。考龟文于羲载，辨乌册于轩年，是知右史序言，由斯不昧，左官诠事，历兹未远，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人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

史书的作用既有如许之大，那就非修不可了。在诏中他还提出可依修五代史故事， “若少学土，亦量事追取”。

故《晋书》也有宰相监修与亦分亦合的制度，不过修史学士比前增多。随之，唐太宗任命太子太傅房玄龄、黄门侍郎褚遂良、中书侍郎许敬宗三人为监修。“凡例皆(敬)播所发”,然而它没有流传下来。

唐太宗还物色令狐德菜、李淳风、李义府、李延寿等十八人分工修撰。“采正典与旧说数十余部，兼引伪史十六国书”。可见，《晋书》有两大资料来源，一为“正典”;二为“旧说”。

当时“正典”称于时者，首推东晋干宝撰的《晋纪》, “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书”。此外，还有刘宋时何法盛所撰《晋中兴书》。与南朝齐隐士、臧荣绪“又集东西二史合成一书”,内容较为详备。上述诸史都有可取之处，尤以臧修两晋史最负时望。故修史诸公以臧撰《晋书》为主，参酌渚家，兼采“旧说”。所谓“旧说”,即指笔记小说之类的稗官野史。正史如能审慎地酌用适量野史，可使史文生动。然而，《晋书》甚至连干宝的《搜神记》,托名陶渊明撰的《搜神后记》等志怪传闻也予以入传，不免贻笑于人。由于《晋书》史料丰富，撰家众多，进展较快，仅历时两年多就成书了，计有帝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卷。

唐太宗曾给《晋书》的宣帝、武帝、陆机、王羲之的纪传写了史论，所以旧本题为御撰。又因房玄龄是监修官，亦题房玄龄撰。书成，唐太宗诏藏皇家图书馆。他虽然也给史官分别予以赏赐与加封，然而不见他下诏褒美。可见，与五朝史相较，他并不推重。主要原因是《晋书》成书仓促，非属良史。时议此书作者“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由是颇为学者所讥。”唐太宗虽然喜好文字典丽，然而更注重“直书其事”。“不求笃实”当非太宗所望。太宗于《修晋书诏》中建议： “俾夫湮落之诰，咸使发明”,启示取材应多从实录，少采“异闻”;然而修史诸公由于“多是文咏之士”,喜敷怪诞传奇色彩，自然亦与太宗夙愿相戾。

《晋书》尽管有某些不足之处，然而，它能吸取唐以前的研究成果，取材甚为详洽。新撰《晋书》比诸旧著自有优越之处，故该书问世后， “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