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起兵晋阳时，为了争取群众， “即布宽大之令”,攻入长安后，曾约法为十二条。武德元年，鉴于隋炀帝的烦法酷刑的严重后果，宣布废除隋《大业律令》;同时由裴寂、刘文静等人依照隋《开皇律》,重新修订法律。唐高祖李渊下令删改律令的原则，说： “本设法令，使人共解，而往代相承，多为隐语，宜改刊定，务使易知。”不久，制定了新格五十三条，原则是“务在宽简，取便于时”。及至武德七年，正式颁行新律令，即《武德律》。唐高祖以宽简易知作为损益《开皇律》的指导思想，是受到隋末农民战争的震撼而要笼络人心的做法。

唐太宗即位后，力图完善《武德律》,指示群臣讨论致治与立法的原则。当时，出现了宽严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 “有劝以威刑肃天下者，魏徵以为不可。因为上言王政本于仁恩，所以爱民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纳之，遂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主张威刑严法作为立法之本的是封德彝，而主张慎刑宽法作为制法依据的则是唐太宗的智囊魏徵。这场争论的实质，涉及唐初立国政策与立法原则的分歧。

经过辩论，唐太宗采纳了魏徵的建议，以所谓“王政”来代替隋末暴政，进一步发展了李渊的宽仁思想。反映在立法思想上的变化是“仁本，刑末”的主张，形成了宽仁立法的思想依据。用魏徵的话来说，叫作： “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 “专尚仁义，当慎刑恤典”。贞观三年，唐太宗在诏令中说： “泣辜慎罚，前王所重”,就是指此而言。

唐初这种宽仁慎刑思想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有学者认为： “始太宗因魏徵一言，遂以宽仁制为出治之本。其不欲以法禁胜德化之意，暾然与哀矜慎恤者同符。”把慎刑美化为封建统治者的仁慈恩赐，显然是不对的。其实，由于唐初统治者亲身经历了隋末暴政所造成的“百姓怨嗟，天下大溃”的局面，一方面对农民战争深深戒惧；另一方面认真总结隋亡的经验教训，因而提出了“宽仁”的主张。

隋朝的灭亡根源于对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陡然地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农民起义。其中，统治者严重破坏成文法，对人民滥用刑罚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贞观年间，某些政治家与思想家都对隋炀帝酷法而亡作了探讨。魏徵在其主编的《隋书》中，总结了隋炀帝“宪章遐弃，贿赂公行，穷人无告，聚为盗贼”的教训。傅奕也有类似看法： “有隋之季，违天害民，专峻刑法，杀戮贤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他还联系秦律的繁酷弊病，作为《唐律》制律的借鉴，指出“此失于烦，不可不监”。唐太宗在与大臣论治过程中，也以秦二世酷法亡国引以为戒： “秦乃恣其奢**，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朕每将此事以为鉴戒”。而秦二世而亡与隋二世而亡十分相似。贞观君臣关于酷法亡国的立论，虽不免失于偏颇，但从中可以窥见他们对秦、隋二世而亡的惊惧心理， “而于刑法尤慎”,就是他们惊惧二世而亡的心理的真实写照。

确立了慎刑的指导思想以后，就着手进行律令的修订。早在贞观元年正月，唐太宗就任命长孙无忌，房玄龄和一批“学士法官”,本着“意在宽平”的精神厘改法律。经过十年努力，勒成一代之典，于贞观十一年正月诏颁全国，《唐律》即《贞观律》正式问世了。它是以隋《开皇律》作为蓝本的，是《武德律》的进一步完善。由于它较为严密，又为兹后五代、宋，元，明、清制定律典的依据。

唐高宗永徽初年，由长孙无忌领衔，对《唐律》加以注疏，永徽四年编成《唐律疏议》一书。《唐律疏议》不是单纯的释文，有补充“唐律之所，未备者。”《唐律》与《唐律疏议》的颁行，是我国封建法制史的一件大事，它承上启下，影响深远，奠定了我国封建刑法的规范。

唐太宗还修订了一系列的法令，有令、格、式三种类型，同律相辅而行： “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规物程事。”凡是违反了令、格，式的，都被视为违法，一断以律。可惜，令、格、式多数散逸。近代虽在敦煌石室发现《水部式》与《唐职官令》,然皆残缺不全。唯《唐律疏议》完整地保存下来，而且其中也保存了一部分令、格、式条文。因此，《唐律》及其《疏议》是综合性的大法。

《唐律》是在唐太宗主持下制定的，是一份宝贵的法学遗产。就其立法准则来说，具有往代少见的完善性能。贞观立法注重划一性。唐太宗曾面对群臣，赞扬制法“划一”的萧何，作为他们效法的榜样。魏徵则强调法律是“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指出了立法划一的必要性。法令若不划一，律文互出，容易造成司法漏洞，正如唐高祖所说的： “执法之官，缘此舞弄”。唐太宗也说： “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入罪即引重条。”就是说法吏上下其手，易生轻罪重判或重罪轻判之弊。据此，唐太宗告诫立法者：“宜令审细，毋使互文。”立法的划一性是保证量刑的准确性的前提，可以避免失入失出与畸轻畸重的断案，利于采取罪刑法定形式。故《唐律》规定： “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若数事共条，止引所犯罪者听。”断罪引律令"反映了唐太宗以刑律的划一性制约法司断案从中舞弊的可能。

贞观立法强调稳定性。唐太宗指出： “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官长不能尽记，又前后差违，吏得以为奸。”。法不稳定，律文多变，易生繁文，导致严刑。同时也使人心多惑，无所适从。多变与少变、不稳与稳定，都是互相比较而言，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必以少变或不变作为前提。唐太宗要求立法者审慎而行，不可轻立，既立之后， “必须审定，以为永式。”事实证明，唐太宗确立的这个立法准则是认真付诸实施的： “自房玄龄等更定律、令、格、式，讫太宗世，用之无所变改。”唐太宗深知，相对的稳定立法，并非一成不变，对某些不合时宜的条文，必须顺应时势作适当的修改，但应按照严格的修改律文手续。

《唐律》卷十四《户婚》指出： “诸称律令式，不便于事者，皆须申尚书省议定，奏闻；若不申议，辄奏改行者，徒二年。”《唐律疏议》对此所作的解释是：召集七品以上的京官，集体讨论议决，然后上奏裁定。这就是说，修改律令权归尚书省，批准律令权归皇帝，互相掣肘，缺一不可，《唐律》规定将修改权与批准权分立，目的也是保持立法的稳定性。

唐初立法注意简约性。唐太宗于贞观元年下达“用法务在宽简”的指示，贞观十年又发出“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的旨意。立法官员深体上意，斟酌前代法典利弊，所谓“酌前王之令典，探往代之嘉猷”,务在“革弊蠲苛”“刑清化洽”。

问世后的《唐律》,远较往代刑律简约，以死刑条目为例， “比古死刑，殆减其半”;也比号称宽简的《开皇律》减斩刑为流刑九十二条，减流刑为徒刑七十一条，还废除了鞭背酷刑与断趾等肉刑。所谓“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绝非无据。

唐代法律还有以“格”为称谓的一种形式，法学家也本着“除烦去弊，便于人者”的精神，从二千余条的繁文中简择为七百条。可以说，贞观立法是当时最为简约的条文，它有利于健全司法。因为唐太宗简约法令，意在防止“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而导致法出多门的弊病。

上述几点说明，贞观立法，特别是刑法较为完善。对此，封建法学家早有定评： “《唐律》集众律之大成，又经诸名流裁酌损益，审慎周详，而后成书，绝无偏倚踏驳之弊。”所谓“审慎周详”,当然有健全的含义。

立法是法律的制定，司法是法律的贯彻。唐太宗不仅确立了较为健全的立法准则，而且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以保证贞观律令的执行。

尊重司法机关执法的相对权力。在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最高的立法权与司法权都集中于帝王。皇帝口含天宪，旨意就是法律，随意践踏国法，任凭喜怒行刑，这是毫不奇怪的。唐太宗作为封建帝王，也往往把自己的意愿凌驾于国法之上。但是，他毕竟和那些专横无道的君主不同，强调“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因此，他较为尊重司法机关执法的相对权力，不以自己的“言”来妨碍“法”的实施，从而使司法机关具有执法的相对权力。

唐初司法机关继承汉晋以来的传统，对诉讼程序实行由县，州、中央的三级三审制。即由县而州，由州而中央，不可越级，层层制约。中央的大理寺是全国的最高法院，审判来自各地的疑难、死刑以及京官的犯法案件。县州地方的法司职权有限，如对死刑，虽有权判处，而无权批准。只有报经大理寺复审核准，由中书省或刑部上奏，被皇帝批准后方能执行。大理寺不仅有审批权，而且还有否决权，有权驳回审判不当的案件。它的职责是重大的，它的人选是严肃的。而运用大理寺攸关人命的大权正当与否，在于大理寺卿的人选是否妥当。唐太宗从慎刑原则出发，确立了“大理之职，人命所悬，当须妙选”的标准。

贞观元年，唐太宗任命公直的戴胄为大理寺少卿。其时，朝廷选用士人，个别士人为了金榜题名，不免弄虚作假， “诈伪资荫”。唐太宗有鉴于此，下了一道“令其自首，不首者罪至于死”的敕令。应选的柳雄隐瞒了伪造的资历，事后查获，案归大理寺判决， “明习律令”的戴胄据法断为流刑，于是引起了他与唐太宗之间的一场激烈争论。

唐太宗质问戴胄说：朕已下过不自首则处死刑的敕令，你戴胄不是不知道，为什么断为流刑， “是示天下以不信”吗?

戴胄反驳说，陛下尽管有至高无上的生杀大权，但是案件既然交付法司审理，法司要忠于法律， “臣不敢亏法”。言外之意是皇帝不应干预法司判决，他判决冒资土人为流刑是有法可依的。

事实也是这样，当时《唐律》尚未颁布，依据《武德律》的诈伪律条文来量刑，只能判处徒刑，加判流刑已是顾及唐太宗的敕令，但断无判处死刑的道理。 “不首者罪至于死”,显然是唐太宗盛怒之下的旨意，不符合成文法的规定。

唐太宗虽然感到戴胄说得有理，但皇帝的万乘之尊的架子一时难以放下，就搬出“君言要立信”来要挟戴胄，说这样一来却使他“失信”于天下就不好了。

戴胄认为君主要立信，国法也要立信，而且国法比君言的立信更重要，是“立大信”,于是他谈了立法与立信的关系。指出： “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于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意思是说，国家立法的目的在于司法，才能取信于天下，君主切不可以一时的感情冲动之言，取代国法，否则就会废国法而失“大信”。终于使理屈词穷的唐太宗收回成命，以法断流。

戴胄要唐太宗“存大信”,表明自己“不敢亏法”,其意显示君臣应当各司其职。他认为，君主尽管有生杀大权，然而凡涉刑事断案，应由“宪司所决”从而维护了司法机关独立断案的权利。

封建时代的专制君主习惯于独断独行，往往私下敕令，无视国法。因敕令也具法律效力，故造成了司法部门按律断狱的阻力。办案法司敢于秉公断案而触犯龙鳞，轻者罢官流放，重者身死族灭，这就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法官能否坚持依律司法，不仅取决于法官个人的刚直不阿，而且也取决于君主的开明思想作风。贞观年间司法机关具有执法的相对权力，不仅是戴胄等法官严于司法的结果，而且也是唐太宗强调法官秉公执法的表现。

完善死刑的审批程序从《北魏律》至《隋律》,都有处决死囚三复奏的条文。但是，隋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隋炀帝一手破坏了这条成文法，滥肆镇压： “敕天下窃盗已上，罪无轻重，不待奏闻，皆斩。”把杀人权下放州县，无异鼓励臣下滥杀，于是“郡县官人，又各专威福，生杀任情矣。”这就使不少无辜者冤死刀斧之下，必然加深了阶级矛盾与社会危机。

鉴于此，唐太宗对死罪的处理就较为慎重。武德九年十一月，与群臣讨论“止盗”的办法，有些人主张“重法以禁之”。如果照此办理，免不了造成“生杀任情”,岂非重蹈隋亡的覆辙，因此，唐太宗听了，笑他们无知，并讲了一通民之为“盗”及如何“止咨”的道理，明确表示反对“重法”。以“仁政”弥“盗”的思想，正是对隋末滥杀无辜，以致激起人民反抗的经验教训的总结。

贞观元年，唐太宗郑重地对大臣们说：“死者不可再生”。如果杀错了人，无论怎样“追悔”,都是无法起死回生。他建议：今后处决死囚，要由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共同议定。“如此，庶免冤滥”据说，至贞观四年，全国断死刑的仅只二十九人。

正因为唐太宗对死刑的处理较为慎重，所以有时他不轻易相信大理寺的判决。有一次，他亲临大理寺召问被判死囚有无冤屈，一个被大理寺卿唐临判处死刑的囚犯“嘿而无言”;而被唐临之前的法司所判的十余个被连坐的死囚，则“称冤不已”。唐太宗感到奇怪，忙究其原因，对方答称： “唐卿断臣，必无枉滥，所以绝意。”唐太宗赞叹不已地说：“为狱固当若是。”唐太宗不仅强调三次反复查核奏请的三复奏，而且自贞观五年起还作了“二日五覆奏”的规定。

据记载， “五覆奏，自蕴古始也。”蕴古，姓张，河内相州人。武德九年十二月，张蕴古上《大宝箴》,博得唐太宗的嘉奖，被授予大理丞，即大理卿下属法官。可是，后来竟死在唐太宗的盛怒之下。事出有因。原来，贞观五年，张蕴古有个同乡，名叫李好德，因“言涉妖妄”,被捕入狱。

张蕴古为之辩护，说此人患有癫疯病，胡言乱语，在所难免，根据法律不该惩办。唐太宗表示同意。张就把皇帝的旨意，暗中通给李好德。有人揭发张蕴古是蓄意包庇，唐太宗大怒不已，下令把张蕴古斩首于长安东市。平心而论，从法律上说，这样的问题并不构成死罪。怒杀张蕴古，显然是一桩错案。

不久，唐太宗“追悔”了，深感自己办错了。他怀着沉痛的心情，向大臣们说：对于张蕴古， “若据常律，未至极刑。”当时盛怒之下，立即下令处死，而诸位大臣谁也没有提出异议，有关司法机关也不复核查实，这难道符合“道理”吗?因此，唐太宗颁布诏令： “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覆奏。”具体规定：处决死罪的，在京城里要二天内覆奏五次，其他诸州仍旧“三覆奏。”

贞观一代，是否都照此办理，很难说。但是，这样规定多少可以纠正一些冤错案件，体现了唐太宗的宽仁慎刑原则。正如李百药在《封建论》里所赞扬的： “每宪司谳罪，尚书奏狱，大小必察，枉直咸举，举断趾之法，易大辟之刑，仁心隐侧”。

死刑审批程序的完善，在《唐律》中也得到了反映。《唐律》规定“死囚覆奏报决”,《疏议》解释曰：“死罪囚，若不待覆奏报下而辄行决者，流二千里。即奏报应决者，谓奏讫报下应行决者，听三日乃行刑。若限未满三日而行刑者，徒一年。”擅自处决与批准后提前处决死囚，要受流刑与徒刑的严惩，不可谓不重。这是为了防止隋末“不待奏闻，皆斩”的弊病，本质上反映了隋末农民战争对唐初统治者的威慑作用。

禁止逼供，注重求实。封建制度是制造冤狱的祸根，刑讯制度的严刑拷打又加剧了冤案的频繁出现。隋初鉴于前代“有司讯考，皆以法外”,动用种种酷刑，出现“楚毒备至，多所诬伏”的教训，曾制定限制严刑汛囚的立法条文。但隋文帝并没有依法办事，他在晚年已开始了严刑逼供： “上下相驱，迭行棰楚，以残暴为干能，以守法为懦弱”。隋炀帝继位以后，严刑逼供更有恶性发展。

唐太宗吸取了前代刑讯拷掠，屈打成招、含冤而死的冤滥教训，健全了刑讯制度。贞观四年十一月，他下诏令：对“罪人不得鞭背”,以免造成死亡。他的意志反映在《唐律·断狱律》中，首先是提倡正常审讯， “必先以情审察辞理”,如果法官违法进行“拷讯”,处以“杖六十”的刑事处分，从而使“拷讯”局限在“反覆参验犹未能决”的一定范围之内，作为正常审讯的辅助手段。

再者，《唐律》进而对“拷讯”也作了限制： “诸拷囚不得过三度，数总不得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过所犯之数，拷满不承，取保放之。”对“拷讯”的限制，意在约束严刑逼供； “拷满不承，取保放之”,意在防止屈打成招、酿成冤狱。此外，还规定对法官滥用酷刑，拷掠致死者，要依法惩处： “恐迫人致死者，各从过失杀人法”。这些刑律都着眼于防止逼供，它是刑讯制度上的进步表现。

魏徵进而发展了《唐律》关于刑讯制度的积极方面，强调法官忠实于刑讯的事实真相。他在著名的《理狱听谏疏》中，有一段关于“求实”与“饰实”的精彩言论。大意是说：理狱办案无例外地要根据所犯之事实来审察，凡与案情无关的不能任意牵连。一不严讯拷掠；二不旁求罪证；三不耍弄手腕。总之， “所以求实也；非所以饰实也。”

魏徵倡导的“求实”精神，在昏暗的封建社会里是很难办到的，然而在唐太宗支持下也有个别的例子。贞观初，崔仁师就是一个典型。据《旧唐书·崔仁师传》记载，当时青州发生“逆谋”事件，地方州县官吏滥事“追捕”, “犯人”个个带上“扭械”,遭到了严刑拷掠。重刑之下，谁敢不招，致使“俘囚满狱”。朝廷派崔仁师前往复查与处理。仁师到达后，一反原先地方官吏的做法，一律去掉刑具，给“犯人”饮食汤沐，“以宽慰之”。

他不搞“严讯”,而从实际材料出发，作具体分析，最后只抓了所谓“魁首”十余人，其他人通通放回家。青州“逆谋”事件的性质如何，应另作别论。这里，仅仅从审讯作风来说，崔仁师远远胜于青州的地方官员。

实行诬告反坐。诬告反坐源于秦汉刑律，此后历代相承。《唐律》卷二十三制定的“诸诬告谋反及大逆者斩”的条文，就是显著例子。《唐律》还发展了诬告反坐的量刑定罪范围，如“诸拷囚限满面不首者，反拷告人”的规定，据清末法学家薛允升考证， “即诬告反坐之办法也。”诬告不实，即按原告诬陷被告的罪名对原告加以量刑，使诬告者自食恶果。唐太宗为了树立社会正风，在强调诬告反坐立法的基础上，又重视诬告反坐的司法，使诉讼程序纳入正常轨道。

有一次，发生了诬告辅弼重臣的事件。贞观三年，唐太宗破格任用魏徵为秘书监，让他参与朝政。不久，有个长安县人名叫霍行斌，心怀不满，造谣言，刮阴风，上书诬蔑魏徵参与什么“谋反”。唐太宗及时地识破了这个诡计，指出： “此言大无由绪(当时口语，即端绪),不须鞠问，行斌宜附所司定罪。”

魏徵知道后，顿首拜谢。唐太宗又说： “卿之累仁积行，朕所自知，愚人相谤，岂能由己，不须致谢。”的确，自玄武门事变后，魏徵归附于太宗，前后谏诤二百余事，无不忠于所事，件件合于朝廷的利益。这一切，唐太宗又是清清楚楚的。所以，对于奉公守法的魏徵根本不用审问，而对那个诬告者则处以死刑。因为谋反者当处斩刑，诬告不实，即按原告诬陷被告的罪，处以斩刑。

又有一次，发生了诬告军事将领的事件。贞观九年八月，岷州都督高甑生起先不服李靖军事调度，后又诬告李靖“谋反”。唐太宗当然不会偏听轻信。试想，李靖原是当年秦王李世民从斩刀下营救出来的，武德年间跟随太宗转战南北，立下了汗马功劳；贞观以来，奉命捍卫边疆，威震北狄。这样久经沙场、出生入死、勋业卓著的将领，怎会谋反?为了慎重起见，唐太宗还是派了法官进行调查， “有司按验无状，甑生等以诬罔论”,按理应处死刑，但唐太宗考虑到高甑生曾是秦府功臣， “减死徙边”。可是，高甑生仍不死心，托人求情，希望再予宽大处理。太宗严正指出： “理国守法，事须划一，今若赦之，使开侥幸之路。”以“必不赦”的决心维护了诬告反坐的司法尊严。

唐太宗依法执行诬告反坐律，维护了他的用人唯才是举的方针。魏徵、李靖是贞观文臣武将的代表，都是唐太宗的肱股重臣。文治武功，堪称卓越，唐太宗任以重职，信用备至，遭致群小之辈的诬陷，在所难免。但能荣宠善终，殊不多见。如高颍与魏徵均为隋唐初期名相，史称魏徵“有经国之才”,高颖“有经国大才”,但两代高才名相遭遇结局却迥然而异。高颖失宠于炀帝，遭到杀身之祸，以致隋末“刑政由是衰坏。”魏徵受宠于太宗，排除诬告身死之陀，促使唐初政教致化而治。

魏徵说得好： “臣尝观自古有国有家者，若曲受谗谮，妄害忠良，必宗庙丘墟，市朝霜露矣。”佞人得志，诬告成风，必然使国家陷于衰败危亡的境地。倘若魏徵、李靖等重臣名将都为谗言所伤，诬告所中，那么，唐太宗的左右手又有几人呢? “贞观之治”岂不付诸东流?可见，诬告反坐的司法是维护“贞观之治”的法制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