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祖李渊本来是不想更立太子的，但是李建成既已被杀，就只好同意萧瑀和陈叔达的建议。六月七日，下诏立世民为皇太子。诏文说： “皇太子世民夙禀生知，识量明允，文德武功，平一宇内，九官惟序，四门以穆。朕付托得人，义同释负，遐迩宁泰，嘉慰良深。自今后军机兵仗仓粮，凡厥庶政，事无大小，悉委皇太子断决，然后闻奏。”这里，所谓“义同释负”,未必是由衷之言。充分肯定秦王世民的“文德武功”,倒是体现了立贤的原则。至于规定今后军国庶事，不分大小，一律先由皇太子处决，也就是表明李世民实际上开始执政了。

过了几天，李渊又提出：“朕当加尊号为太上皇。”表示了要早些退位的意愿。八月癸亥，制传位于太子。甲子，李世民正式即位于东宫显德殿。次年正月，改元“贞观”,开创了“贞观之治”的新时期。

对于唐太宗来说，玄武门之变的胜利虽然带有某种偶然性，但是，皇位要由他来继承却是唐初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众所周知，李渊称帝后，在百废待举，万事草创的困境中，他尚能拨乱反正，承袭隋朝典章制度，制定“与民休息”的经济政策，重新颁布均田制与租庸调法，努力恢复农业生产。同时，依靠李世民的雄才大略，次第削平各地割据势力，完成统一大业。

武德前期，他尚能以亡隋为戒，虚心求谏。正如他自己所说：“隋为无道，主骄于上，臣谄于下，上下蔽蒙，至身死匹夫手，宁不痛哉!我今不然，平乱责武臣，守成责儒臣，程能付事，以佐不逮，虚心尽下，冀闻嘉言。”但是，很快就不行了，生活上贪图享乐，政治上暮气上升。

李渊晚年几乎被众多妃嫔所包围，轻信宠妃谗言，政事诿之裴寂。他曾令贵妃们携带珍馔、宝器，来到裴寂宅第， “宴乐极欢，经宿而去”。武德六年，任命裴寂为尚书左仆射，赐宴于含章殿。

李渊对裴寂说： “公为台司，我为太上，逍遥一代，岂不快哉!”可见，李渊已经丧失了当年的锐气，只想做个逍遥享乐的太上皇。这样的精神状态，当然是不可能继续处理好军国庶事了。

特别严重的是，李渊没有妥善地解决武德后期的主要矛盾，即皇位的争夺问题。他明明知道世民有“削平海内”之功，能力超过李建成，绝不会居于李建成之下，但是，一直站在嫡长制的传统立场上，认为“建成年长，为嗣日久，吾不忍夺也。”他妄图使太子、秦王和齐王各谋其位，相安无事，其结果反而加剧了儿子们之间的互相争斗。

直到发生事变那一天，他惊恐地说： “不图今日乃见此事。”这恰恰反映了李渊晚年的昏暗与失察，诚如萧瑀和陈叔达所批评的：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然而，李渊还算是有自知之明的。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既已执政，李渊就很快地把皇位让给他，自己则退出了政治舞台。这个决策是果断的，也是积极的。此后，至贞观九年五月逝世，基本上不干预政治，没有造成新的纠葛。这样做也是十分明智的。至于年仅二十九岁的唐太宗，精力旺盛，奋发有为，励精图治，这对唐王朝的巩固与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唐太宗执政之初，原东宫、齐府的敌对势力仍然存在，各地都有一些不安定的因素。如果不加以妥善地处理，就无法保证政局的稳定。

玄武门之变前，东宫联合齐府，居于优势。京城里拥有众多党羽精兵，地方上还有不少支持力量。六月四日以后，东宫、齐府余党纷纷逃亡。约过二十天，幽州大都督庐江王李瑗举兵叛乱。

李瑗是李渊的侄子， “建成将有异图，外结于瑗。”李建成被杀后，李世民派使者召李瑗入朝。李瑗恐惧，竟囚禁使者，拥众谋反。可见，此事是玄武门之变的余波。虽然很快便被镇压下去，但是类似的事件却不断地发生。如贞观元年正月，曾与李建成相勾结的燕郡王李艺，据泾州反叛。后被部下所斩，传首京师。

此外，还有些人利用当时的非常形势，阴谋作乱。如贞观元年四月，长乐王李幼良在凉州阴养死士，交通境外，图谋不轨。同年十二月，利州都督义安王李孝常、右武卫将军刘德裕等人，企图策动宿卫兵作乱。

对于东宫和齐府的敌对势力，李世民开始是实行高压政策的。李建成的五个儿子和李元吉的五个儿子，皆株连被杀，绝其属籍，似亦太过分了。当时， “诸将欲尽诛建成、元吉左右百余人，籍没其家。”看来，这也是迎合了李世民的心意。唯独尉迟敬德坚决不赞成，争辩说： “罪在二凶，既伏其诛；若及支党，非所以求安也!"不扩大打击面，确实是安定政局的重要策略。李世民同意了， “下诏赦天下。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自余党与，一无所问。”可是，一些地方并没有认真执行上述规定， “太子李建成、齐王元吉之党散亡在民间，虽更赦令，犹不自安，徼幸者争告捕以邀赏”。

针对这种情况，李世民根据谏议大夫王珪的建议，于七月下令重申：“六月四日以前，事连东宫及齐王，十七日前连李瑗者，并不得相告言，违者反坐。”采取这些宽大政策，消除了敌对情绪，争取了多数，稳定了人心。

唐太宗还对东宫府属中杰出人才大胆地加以信任与拔用。李建成曾收罗了一批骁勇的武将，这些人出身事主，往往很讲义气。如将领薛万彻，带兵攻玄武门和秦王府，失败后与数十骑逃亡于终南山。

唐太宗派人请他回来， “以其忠于所事，不之罪也。”又如东宫翊卫车骑将军冯立，六月四日建成被杀后，他叹曰， “岂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难!"于是，率兵攻玄武门，杀死屯营将军敬君弘，又声称“微以报太子矣!”足以说明此人是建成的心腹干将，一个愚忠于主子的党羽。

六月五日，他前来请罪，李世民斥责说： “汝在东宫，潜为间构，阻我骨肉，汝罪一也。昨日复出兵来战，杀伤我将士，汝罪二也。”但是，一旦冯立表示悔改，李世民就“慰勉之”,授予左屯卫中郎将。冯立激动地说：“逢莫大之恩，幸而获济，终当以死奉答。”可见，李世民的政策取得了成效，有利于东宫党羽的转化。

对于东宫府属中的能臣，李世民同样加以重用，甚至引为知己。例如，召回流放于衢州的东宫官属王珪、韦挺，授予谏议大夫之职，留作身边的顾问。原太子洗马魏徵的例子尤其突出。玄武门之变不久，太子党人士纷纷逃亡，魏徵却依然故我。有一天，李世民严厉责问：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关系呢?在场官员个个危惧不已。魏徵慷慨自若，从容对答：“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李世民一听，转怒为喜，倍加器重，封他为詹事主簿，后改任谏议大夫，步步高升。

贞观六年，在九成宫丹霄楼的赏月夜宴上，唐太宗满怀喜悦地说：“魏徵往者实我所雠，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惭古烈?"这是何等的“弃怨用才”的雄豪器度。

李世民杀兄夺嫡，这在封建社会里难免要遭到道德上的谴责。六月六日，李渊立秦王为皇太子的诏文上说什么“孝唯德本，周于百行，仁为重任，以安万物”,竭力为李世民涂脂抹粉。冬十月，唐太宗即位不久，为了消除玄武门之变在封建伦理道德方面的不良影响，特地追封建成为息王，谥曰“隐”,元吉为海陵王，谥号“刺”。这种做法，既可以申明玄武门之变的正义性，又能表白唐太宗的仁爱之心。所以，以礼改葬那一天，唐太宗在千秋殿西边宜秋门痛哭致哀，并以皇子赵王李福为建成后嗣。

礼葬建成前夕，魏徵从山东返回京城，迁尚书右丞兼谏议大夫；王珪也升为黄门侍郎。他们联名“上表”说：臣等昔受命太上，委质东宫，出入龙楼，垂将一纪。前宫结衅宗社，得罪人神，臣等不能死亡，甘从夷戮，负其罪戾，寘录周行，徒竭生涯，将何上报?陛下德光四海，道冠前王，陟冈有感，追怀棠棣，明社稷之大义，申骨肉之深恩，卜葬二王，远期有日。臣等永惟畴昔，忝曰旧臣，丧君有君，虽展事君之礼；宿草将列，未申送往之哀。瞻望九原，义深凡百，望于葬日，送至墓所。

这是一篇感情真切而富于策略的奏章。首先肯定建成“结衅宗社，得罪人神”,他们被杀是理所当然的。同时颂扬唐太宗“明社稷之大义，申骨肉之深思”,以礼改葬二王。接着，从封建礼仪上陈述了送葬的道理。很清楚，这里丝毫没有煽动东宫旧属的怨恨情绪，反而从道义上弥补了骨肉相残所留下的伤痕。

因此，唐太宗乐而答应，命令原东宫、齐府僚属全部前往送葬。通过隆重的礼葬活动，原来十分激烈的秦府与东宫，齐府之间的矛盾，基本上消除了。及至贞观十六年六月，唐太宗“诏息隐王可追复皇太子，海陵刺王元吉追封巢王，谥并依旧。”旧事重提，也是出于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需要。

综上所述，唐太宗以其杰出政治家的风度与气魄，妥善地处理“喋血禁门”所留下的问题。史称： “初，息隐，海陵之党，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事宁，复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这样就缓和了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巩固了李唐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