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及“戊戌变法领袖”时，我们还可以看到梁启超、李端棻等人的名字。2005年1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在网络书店编辑推荐栏中写道：“梁启超是近代思想家，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领袖之一。”2007年11月17日，是晚清重臣李端棻逝世100周年纪念日。有关媒体将李端棻称作“戊戌变法领袖人物，北京大学首倡者，贵阳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过去，人们常将戊戌变法称为“康梁变法”，将梁启超与康有为在变法中的地位等同起来，既然康有为是“戊戌变法领袖”，那么，梁启超也应该是“戊戌变法领袖”。事实上，戊戌年间，作为康有为的得意门生和维新干将，梁启超的确在办学、办报、代康起草奏章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是，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唯康有为马首是瞻，处于从属地位。因此，说梁启超是“戊戌变法领袖”，有些名不副实。

同样道理，戊戌年前后，梁启超的大舅哥、刑部侍郎李端棻富有维新思想，通过梁启超的“中介”，与康党联系密切，并积极投身于维新运动。1895年，在康梁组织的“公车上书”活动中，从公车上书尚存名录看，贵州公车为95人，约占总人数的六分之一。其中李端棨、李端荣、李端概、李端检皆为李端棻的堂兄弟。以中国的宗法制度而言，李端棻既为李氏家族在京的“大哥大”，又是贵州旅京人士的代表性人物，没有他的首肯，李氏兄弟和贵州公车不可能这么踊跃地参与上书。1896年6月，李端棻上的《请推广学校折》，对于推进创建京师大学堂及其近代教育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1898年7月24日，李端棻又上了一道《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折》，提出了政治改革纲领：一请御门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日开懋勤殿，选通人入值，议定新法；三请改定六部之则例；四日派朝士归办学校，请派各省通才办学堂。其中，选通人入值懋勤殿，已涵盖了对康有为等人的荐举，可谓是“密荐康有为及谭嗣同堪大用”。9月3日，光绪皇帝罢免怀布塔等礼部“六堂官”之后，李端棻被提拔为礼部尚书。9月5日，经过李端棻的力荐，光绪又任命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议新政事宜。戊戌事变后，作为“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他自知难逃干系，于10月4日上折自责，以求自保，其《滥保匪人自请惩治折》写道：

奏为滥保匪人，自请惩治，恭折仰祈圣鉴事。窃因时事多艰，需才孔亟，臣或谬采虚声而以为足膺艰巨，或轻信危言而以为果由忠愤，将康有为、谭嗣同奏保在案。本月十一、十四等日恭读上谕，康有为所为，诚非臣梦想所及。虽凡被**之人，圣恩宽大，概不深究，惟臣职分较崇，知人不明，万难原宥。比拟具疏陈情，又恐事后检举，或以引咎为邀恩之计，悚惶迫切，病势益增，姑续假期，静以待罪。乃泥首数日，朝廷尚无谴责，鸿慈高厚，钦感莫名。而臣内疚于心，终觉难安寝馈，惟有请旨治臣以应得之咎，以为大臣之滥保匪人者戒。理合恭折自陈，不胜伏枕待罪之至，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11月17日，慈禧下令：“该尚书受恩深重，竟将大逆不道之康有为等滥行保荐，并于召对时一再面陈。今据事后检举，实属有意取巧，未便以寻常滥保之例稍从末减。礼部尚书李端棻，著即行革职，发往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以示儆惩。”

由此看来，李端棻在戊戌变法期间，的确是做了一些有益工作，但称他为“戊戌变法领袖”，显然言过其实。

那么，康有为是否能够担纲“戊戌变法领袖”呢？

大家知道，“领”、“袖”原指衣服上的领口和袖口，这两个部位因为与皮肤直接接触摩擦，容易起毛破损，所以古人在制作衣服时，领口和袖口都是单独用料，并镶上金边，显得既耐用又高贵醒目。另外，古人穿衣服很讲究衣领与袖口的式样大小，领口和袖口设计得体，穿戴后能给人一种堂堂正正的感觉。因此，领和袖具有表率的作用。“领袖”一词最早见于《晋书·魏舒传》，魏舒为国家鞠躬尽瘁，深受晋文帝器重，文帝每次朝会坐罢，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领袖也。”现在，“领袖”一般是指正在进行或曾经进行某项较有影响力的活动或某些较有影响力的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戊戌变法是全国性的改革运动，因此，“戊戌变法领袖”应该是具有领导戊戌变法运动的决策者。

唐垣，字照青，河北盐山人。光绪十五年进士，长期担任刑部主事，是戊戌“六君子”遇害的见证人。他有写日记的习惯。其《留庵日钞》就保存了大量的有关戊戌变法的史料。关于康有为，唐垣写道：

康有为者，广东南海县人，乙未科进士，分工部主事。此人才气极大，好议论，尤喜谈西学。在籍为孝廉时，即自命为孔子而后一人，粤省官绅士庶，拜门求教者甚多，所著书说，专崇西学，以为合乎唐虞三代；中国劫运将至，若不亟思变法，则四万万之众必至靡有孑遗种类强矣。又遍谒大僚，舔以富强之策，咸以为宣尼复出，其弟子亦多以四配十哲自命者，若汉唐宋明诸大儒，视之蔑如也。

去冬始干当路，后又台谏之知名者，又纠合同党立为保国会。大意谓，欲保全中国数千年来之道统，与四百兆人之性命，非专攻西法不可，而于朝廷无涉也。何也？盖自古无不亡之国，中国时势已不可为，将来易号改朔，有伊等一辈人，自能立致太平云云。都下士大夫识与不识，或目为奇士，或斥为妖人，气焰尚未大盛。

而自上次召见，自陈著作，面谕以进呈所著书籍，以故迭次谕旨，及新法各条，详细章程，皆伊所进书中语也。⑼

据此，孔祥吉指出：“近年来，随着戊戌变法史研究的深入，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康有为在百日维新中的重要作用表示怀疑；还有的认为，康有为本来不是变法运动的主角，康的作用似乎是政变后他和弟子梁启超大造舆论而得到的等等。当我们阅读唐氏上述日记后，这些所谓的‘新论’便会不攻自破了。”⑽唐垣日记所披露的康有为“‘自上次召见，自陈著作，面谕以进呈所著书籍，以故迭次谕旨，及新法各条，详细章程，皆伊所进书中语也。’说明康有为在变法期间的重要建议，非但得到了光绪皇帝的重视，而且作为迭次谕旨颁行。可见，光绪皇帝对康有为的确是言听计从。那种认为光绪皇帝对康氏‘关系暧昧’，‘并非言听计从’的观点实在是局外人之谈，与事实不符。”⑾

孔祥吉是著名的戊戌变法研究家，对清末日记的研究颇有心得。遗憾的是，由于研究方法的落后、观念的陈旧，使“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如果回到戊戌变法现场“走”一趟，就会发现，身为基层官员的唐垣所记载的康有为“自上次召见，自陈著作，面谕以进呈所著书籍，以故迭次谕旨，及新法各条，详细章程，皆伊所进书中语也”，不过是对当时社会流言的记录。苏继祖在《清廷戊戌朝变记》里写道：“正月以来，都中上自王公，下及士庶，众口哗然，谣言四起，多由显者口中传出，故信之者众；弹章纷纷不绝，至此时（指召见康有为）以后更甚于前矣。朝野议论无处不谈康有为，内言传于外，外言又传于内，愈出愈奇，不值识者一笑。”⑿有些谣言更是离奇，如京中有裁撤六部九卿，而设立鬼子衙门，用鬼子办事之谣；有老迈昏庸之堂官、司官“焦急欲死者，惟有诅谤皇上，痛骂康有为而已”。对于唐垣的《留庵日钞》的真实性，孔祥吉也认为不可盲从，他承认：唐垣所记“并非……原始档案，故而亦有其失误处。”⒀

终其一生，光绪皇帝只召见了康有为一次，时间不过三刻（当事人张元济语。而《康南海自编年谱》里却吹嘘为：“苏拉迎问，盖对逾十刻时矣，从来少有也。”）召见后，皇上并未重用他，只是将他从候补工部主事平调到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作为一个七品官员，他再也无法面见皇上，是如何对光绪施加政治影响的？康有为先解释说，是光绪授予他“专折奏事”权。事实上，这是骗人谎言。因为，如果他真的拥有“专折奏事”权，为什么召见后，他的很多奏折，还要通过杨深秀、宋白鲁、徐致靖等高官代递呢？后来，他被迫流亡海外，又披露是靠“密诏”左右皇上。问题是，如果是通过谭嗣同等四军机章京偷偷带入宫中，那么，四军机章京是9月5日任命的，每天两人一班，分成两班到军机处入值，从任命到戊戌事变，满打满算也只有16天，而且，他们并不是每天都能见到光绪皇帝，能带多少条“密诏”？为何有四军机章京传送“密诏”，康有为还要帮人代写奏折？在9月5日之前，康有为是通过谁传送“密诏”的？都经不起考问；如果是像传言那样，通过特别恩准进宫的，也不可能。苏继祖在《戊戌朝变纪闻》中十分肯定地指出：“康氏兄弟进宫之谣，无人不知，且有污秽宫闱之语。苟有人心者皆不忍闻。欲知造此谣言者乃当道王公，尚有咸庙皇孙在内。谁不知珍妃久禁高墙，皇上欲一见而不可得，况外人乎？狺狺兽语，不足听闻。”

究竟谁是“康有为领袖说”的始作俑者？我认为，不是别人，正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限于身份，梁启超对别人上书情况及朝廷采纳上书决策过程并不了解，7月5日，他在给友人夏曾佑的信中颇为得意地说：“新政来源，真可谓全出我辈。”⒁10月6日晚，康有为在逃亡海外的途中，经过香港，接受《中国邮报》记者的采访。他首先抨击太后固执专权，虚耗军费，任用阉宦，并且公开了皇帝与太后的矛盾。其次，他详细地介绍了新政情况，着重叙述自己被皇帝启用的经过，解释了自己的变法主张，肯定光绪对维新的支持态度。为把自己塑造为“戊戌变法领袖”大造舆论；不久，康有为与梁启超在日本相见。10月26日，梁启超和王照上书日本外务大臣大隈重，指出：“西后即日垂帘，荣禄驰入政府，以康先生最为皇上所信用，数月以来新政皆出其手，故诬以篡逆之罪名，罪及党类……祸至今日，不堪问矣！”⒂从12月23日开始，梁启超陆续发表并结集出版《戊戌政变记》，“第一次对戊戌维新运动从整体上进行描述，建立了一个以康有为为领袖、以康氏政治活动为主线的戊戌维新运动叙述框架。其中《戊戌政变记》第一篇《变法实情》第一章《康有为向用始末》，集中说明了康有为与戊戌新政的关系；该书附录一《改革起原》，也以康有为的事迹为线索，介绍改革的源起。两文均以康氏个人为主线，互为表里，描绘出了从1895年到1898年以康有为为主的变法运动史。”⒃“康有为是戊戌变法领袖”的神话初具雏形。作为史学家，梁启超后来也对此做出检讨：“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⒄

随后，康有为以“衣带诏”为幌子，游说集资，开展保皇运动，未见什么实效，他自己到落得个腰缠万贯，娶妻生子。有资料表明，保皇会在海外华侨中间募集到100万美圆的基金，康有为分到10万圆，作为他“游历各国、考察政治”的费用⒅，康有为曾特意制印一枚作为纪念，印章上的铭文是：“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而保皇运动的直接“成效”，却使身在慈禧太后软禁中的光绪头上的“紧箍咒”越来越紧，处境日趋艰难。邝兆江经过深入考证，得出如下结论：

流亡期间，康享有特殊的政治身分，各国政府对他的保皇活动有时给予支持，有时碍于和清廷的关系或进行抵制，对康提出居留、到访、过境的要求，一概予以拒绝，可是从没有根本怀疑康原来在中国政坛上的地位。康所到之处，官方和舆论对他的称呼便鲜能恰如其分，而且常会夸大失实，康自然将错就错，不去一一更正。例如加拿大和美国政府公文和民间报刊，称康为“兵部侍郎”（ViceMinister of War）、“宰相”（Prime Minister）、“前国务顾问”（ex—Counsellor of State）、“（光绪）皇帝的秘书”（Secretary to His Imperial Majesty）、“将军”（General）、“王爷”（Prince）等。最常见的称谓是“阁下”（His Excellency），据国际惯例，这原是对大使、总督级政府要员的尊称。加国总理乐日雷（Wilfrid Laurier）和美国总统罗斯福（T.Roosevelt）更先后接见了康，表现友好。康在加、美以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香港、新加坡、英属印度、丹麦、瑞典、摩洛哥游历时，也同样受到厚待。政变前仅属一名工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的康有为，政变后摇身一变成为国际瞩目、先后游历四大洲三十多国的流亡政要。变化之骤且巨，恐怕康先前作梦也没有想过。

康有为政变前不是中心人物，政变后，由于他和他的弟子梁启超鼓吹宣传，才使康氏的地位上升。⒆

1950年代后期，戊戌变法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晚近以来，对戊戌变法史的研究，除了已刊的官文书之外，大多依靠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关于戊戌变法的著述。建国初期，中国史学会组织翦伯赞、段昌同等老一辈历史工作者编辑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凡四册，为这一专题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是，由于这些资料大多是当事人的回忆录式的作品，加上感情作用的支配，常常把‘真迹放大’，以至许多记载均与历史原貌不符。”⒇“以前研究戊戌变法和康有为上书都根据康有为本人于宣统三年五月刊印的《戊戌奏稿》，大家对之深信不疑。哪里会想到，他所刊行的并非戊戌时期的真奏议。康有为部分是由于原稿不在手头，更重要的是为了辛亥革命期间的政治需要，竟把自己过去的上书增删篡改，弄得面目全非，刊印公布出来。这样就把后世的研究工作者引入了歧途。……孔祥吉同志则在清代档案及故宫博物院的藏书中，发掘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其中包括康有为的许多未为人知的奏折，以及《杰士上书汇录》、《孔子改制考》、《日本变政考》、《列国政要比较表》等当时的进呈原本。由于这些大批珍贵资料的发掘，完全弄清了康有为在辛亥革命前夕，刊布《戊戌奏稿》，弄虚作假的一桩公案。”（21）在《戊戌变法史论丛》中，汤志钧就是根据《戊戌奏稿》所收录的康有为的奏件内容，将其变法主张和戊戌新政列表排比，“找出”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影响颇大。1984年，他又出版《戊戌变法史》，仍然采用比对老法，得出“新政上谕差不多都是根据康有为的历次上书和诏定国是后的专折建议颁布的”的结论。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康有为是戊戌变法领袖”的造神路径：其一，在戊戌变法期间，由康梁等作秀、顽固派谣传，使康有为成为“焦点人物”；其二，戊戌事变后，康梁携手“创作”了康记戊戌变法史，又经过海内外长达16年的反复“炒作”，使康有为一举成为戊戌变法中的一颗“政治明星”；其三，1911年，康有为抛出了改纂的《戊戌奏折》，成为众多人研究戊戌变法的“法宝”，“”建国后，经汤志钧们将康氏变法主张和戊戌新政列表排比，从而得出光绪帝对康有为言听计从的结论，“康有为是戊戌变法领袖”的神话从此诞生。